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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的“诸神之争”和价值自由与新教伦理命题中在“理性化”和“自由”之间建立的反题结构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韦伯的“诸神之争”，意味着在现代政治秩序中，理性化意味着要搁置与超验的“神”的联系。因为，韦伯敏锐地意识到，在现实政治中，任何绝对的伦理价值出发的政策，都无视“后果伦理”（ethics of consequentialism），沦为一种泛道德主义，在一战期间撰写的一封公开信中，韦伯就尖锐地批评了从福音观念出发的和平主义思潮。在韦伯看来，这些“乌托邦”观念，与当年他在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就开始倡导的“现实主义”取向完全相悖。在韦伯看来，无论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还是“乌托邦”的自由主义，都难免沉湎于一些陈旧或者空洞的观念，无视我们面对的历史命运，我们生存的现实与条件。这也正是韦伯晚年关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关系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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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伯的社会理论，既不同于那些将社会秩序的理性化等同于与人的自由无关的程序技术的功利主义或实证主义，也与强调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去甚远，事实上，这种研究传统同样将社会秩序的理性化看作是对个人自由间接的威胁甚至直接的剥夺，而背后人的观念是一种全面的，总体化的完美个性，以及由这样的人自愿构成的共识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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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每当一个时代将要终结
而再度总括其价值时
经常出现的人。
你看，一个男人站了起来，
拥抱着时代的重荷
投向内心的深处...
在他之前的人们
都在世俗的悲喜中起伏；
但，他只觉得——
人生的沉重,
并将所有当作一个“礼物”来拥有。
超越其意志的，只有神；
于是，他爱神——
以一颗凝视超绝之雄心。
——R.M.里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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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规定，人类要想逃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必须具备两点基本前提，它们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制度性的，兼有伦理意涵和政治意涵。第一点前提，是明确区分服从的领域与运用理性的领域；第二个前提是明确区分理性的私下运用与公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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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9-01-06
今日: 13
本月: 75
总计: 1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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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去追问，虽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概念了。事实上，在我们头脑中已经差不多定格了的“市场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们一直没讲清楚、也可能根本就不想讲清楚的一个“游戏”的名称，但我们在这局游戏中却一直把它当成了一场旨在“民族复兴的革命”，而且不断地在付出真实的代价。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市场经济”，尤其是它的现实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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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化的难题就在于如何能够始终维持，甚至发展“除魔的世界”的历史命运与“禁欲者”个人命运之间的张力。是否理性化不可逆转的进程意味着，巨大的历史命运终究会吞噬每个人的个人命运？这种危险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将“除魔的世界”的历史命运看作系统的工具理性扩张，将个人的纪律实践等同为人的自我异化。这些理论上的严重问题，也许不过是现实困境的征兆。事实上，正是因为无法维持世界的除魔，才会导致对“怨恨或一种伪神义论的要求”，听命于各种虚幻观念或神话的摆布；而同时，也正是因为缺乏现代的禁欲式的自我技术，我们才最终远离了新教徒的紧张与纪律，而沦为一种功利主义逻辑下的“没有精神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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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们应对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负责。如此我们不得不推定：人只有依靠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康德认为这一启蒙有一条可选择的口号：现在这口号成了一种昭示标志，即某种人们可以据此相互识别的特性；它还是一条箴言，一条人们可以用来警示自己、建议他人的教导。那么，这教导又是什么？“Aude sapere”：“敢于认识”，“要有去知的勇气和决心”。因此，我们必须既把启蒙理解为一个人类集体参与的过程，又将其视作一项勇气鼓召之下由个人完成的行为。人既是该过程的构成要素，又充当着这同一个过程的行动者。他们参与了这一过程，所以是该过程中的行动者，而过程的发生又须以人们决定成为其自愿的行动者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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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理性”的德文词是“räsonieren”，康德在三大《批判》中也用过它。这个词并不是指对理性的任意一种运用，而是专指一种运用理性的特定方式：除其自身，理性别无其他目的，即为了运用理性而运用理性。付清自己的税款，但同时能如其所愿地探讨纳税制度；或者，如果是位本堂牧师，尽自己教区的服务之责，而又能在宗教教义方面自由地运用理性。通过这些表面上似乎完全是琐碎小事的例子，康德力图告诉我们，它们正是达到成熟状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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